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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 吃过早饭，她送要去学校教书的丈夫到村子的小路上，看着何子言穿着衬衫西服的挺拔背影，在一个拐弯後，消失在视线中。

        如果她知道那就是她见到丈夫的最後一眼，她一定会追上去，说什麽都不让他去学校。

        但人生哪有什麽早知道呢。

        那天晚上，何子言迟迟未归，隔天早上，心急如焚的她与养父母借了电话打去他工作的学校问，才知道他与其他几名一起开读书会的老师被警察带走了。

        过了几天，一纸政府的通知书寄来。说他有通匪嫌疑，关押在台北市青岛东路军法局的看守所等待审判。

        他们多次试图去探望他，却始终没有被允许见上一面。

        阿蜜便托人写信问他过得好不好，他的回信，却总是一些鼓励她与养父母及孩子好好生活的正面话语，只字不提他狱中的状况。

        後来她注意到信上审查的字样才明白，也许是因为唯有这样写，信才能顺利送到他们手上。

        半年後，他们收到他的处决通知。说他已於几月几日在台北万华的马场町被枪决，要家属到指定的殡仪馆，付一笔大约是当时公务员两、三倍月薪的钱领回遗T。

        当时才刚生下孩子、坐完月子的她听到消息，当场昏了过去，又病了一个月。

        无论如何，至少他半年後回家了，虽然憔悴了不少。

        养父母十分悲痛，像不想再让任何人打扰他安眠，替他选了一块後山偏远的墓地，低调地将他下葬。

        他关押中寄来的信，连着他所有的照片、家中的藏书，都被养父母烧光。阿蜜仅抢救到一封信与一本书——那封鼓励她快乐生活的信、夹在她唯一抢救到的他的地理科课本中，是她仅有关於他的物事，被她珍惜地锁在木盒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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